话题2：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过程就是从义到利不断流变的过程

其实人类意识形态的发展过程就是从义到利不断转变的过程。《大学》言“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儒家非常重视道义，在义利之间，先义而后利！一个国家，不管是教育、医疗、财政，还是政治、民生等等，如果把利放在第一，常常如《大学》所说“争民施夺”，会导致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唯利是图和道德的堕落，是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

 

 

从历史进程来看，从黄帝到尧舜禹时代，老百姓的思想都非常淳朴。当时大家都在大自然中过，大家欲望不多，一生只是种种粮食，养些家禽，像孟子说的，有一百几十亩地来种，老有肉吃，一家人可以吃得饱就满足了。在这样社会环境下，人情关怀就非常重要。因此，国家对家庭伦理、社会伦理都显得非常重视。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都是重义而不重利。所以讲传统文化，不讲义而只讲利的话，传统文化就没必要存在了。人与人，国与国如果都在争利，而讲修身，讲道德时又要你去私欲，这明显是要挡住大家的发财梦想，与大家的功利心相冲突嘛，这样讲国学有何用？可是现在很多讲国学的，都还是把利放在第一位！

 

 

从尧舜禹时代到夏商周，代代所传下来都是重义轻利！儒家这种义利之辩是从人的心性出发，从良知出发的。不管哪部经典都都离不开大的道义，都不鼓励大家争利！夏、商、周的礼乐教化时代，正是因为天子有大德行，在天子德行的感召下，各国都主动来朝拜天子，出现了万国来朝的政治大观。这万国来朝的政治大观就是政治利益摆在道义后面，以道义为重的大一统政治模式所带来的。人类从大公无私慢慢往自私发展，到了春秋各诸侯国君都是为了个人利益，随便践踏仁义，于是出现了春秋礼崩乐坏的乱局。春秋五霸的权力欲望很重，他们已经不能像圣王行教化，但他们还是有所畏惧，名义上还是要打着周天子的旗号，争霸也只不过争当老大而已。到了秦朝，秦始皇为了个人的政治野心，把大一统的政治颠覆为大统一的集权制，帝王的权力于是越来越集中，皇权再也没有任何约束，越来越膨胀。这个时候，封建制度已经基本已经瓦解，中央集权的专制应运而生。即使如此，但是在汉、唐、宋时代，儒家礼乐教化依然发挥着作用，重义轻利之风还是很普遍。

 

 

秦朝的帝王权力达到了顶峰，他掌握着部队，所有权力都紧紧地握在手里，他再也不愿意顺天应人，施行礼乐教化，不把老百姓当人看，他想通过法律暴力来强制地统治国家，让全国人民备受专制制度之苦，全国百姓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正是因为权力太过膨胀，导致了陈胜吴广起义，导致了十几年的短命。

 

 

到了汉朝虽然已经远离了圣王教化，但独尊儒术的政治制度又给力儒学注入了政治活力，此时虽然恢复不了圣王时代的大一统，但礼乐教化等儒家风气继续影响着和政治风气和民族气节，在儒家仁政理念和大民本思想的影响下，皇帝做错了事起码还敢承认，还敢下罪己诏，召告天下说我错了。这时一些儒者也敢于规劝皇帝，于是在汉唐以后的一千多年历史中，还时不时还出现过清明的贤王政治景观。

 

 

但是到了后来，私欲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不仅在财、物、权力上有极大的占有欲，而且在意思形态上都要强行控制，这些帝王再也容不下与自己不一样观念，于是出现了如清朝文字狱等极其灭绝人性的政权暴力，把独断专行的权力欲望推到了巅峰。

真正儒家的政治思想是在夏、商、周年三代及这之前才是得到真正发挥的；春秋战国是儒家政统和道统都被挑战的时代；到了秦朝，可以说是儒家政统、学统和道统被全面颠覆的时代；到了汉朝，儒家三统得以恢复，但儒家大一统的政治模式已经被完全颠覆，代之而起的是沿用秦始皇建立的大统一，也就是中央集权制。所以自汉以后，儒家政统被改造以后，学统与道统也相应被迫地改造。儒家思想此后已经不能独立，多依附于暴力统治的皇权，但儒家学统和道统还是对国家政治产生着深远的影响，皇帝也不至于象秦始皇那么暴虐，如此才有诸多贤臣像魏征等儒者的参政议政，适当地约束皇帝权力，保持了政治上的清明。由此看来，人类发展的过程真是利益不断膨胀，在利益和道义的天平上不断向利益一边倾斜的过程。

 

 

现代科学发展非常快，人的欲望更是不断被激发，这更是国学推广最艰难的时候，因为要让大家放下利益回到良心上来，讲道义，大家一时肯定很难接受。西方文化为什么容易推广呢？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地球的长治长安、没考虑世界的和谐发展和整体文明，他们总是把利益放在首位，总是以满足大家的欲望为发展动力，推动着每个人追求利益的野心，推动着欲望的膨胀。纵观历史，人类的利益心确实越来越膨胀，讲道义的心越来越淡漠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