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领导干部也要学习，以学益智，以学修身。我们国家历来讲究读书修身、为政以德。“仕林儒学”主要目的是为了强化领导干部的政德教育，更加明确儒学对领导干部的传统文化涵养作用。“仕林儒学”的最大现实意义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解决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政德修养等实际问题。现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为官政德修养、伦理道德修养、领导干部廉洁文化修养等相关文章、言论汇集并陆续在平台发出，以飨读者。

中国人自古以来生活在广袤的大陆环境中，各部落、各民族的友好交往从未停息，很早就有自己的天下观：《尚书》讲的“协和万邦”，《周易》讲的“万国咸宁”，《论语》讲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礼记》讲的“天下为公”“天下一家”，一直到李大钊、毛泽东讲的“大同世界”、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脉相承、赓续不断。由此可见，“天下”观是中国人的卓越文化创造，是中华文化最有气象、最具格局的文化建构。在当代，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协和万邦”的天下观，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思维、新视野。

一、天下观的历史渊源

“天下”,包括了古人所知的人类整体，代表着已知的全部文明世界，即“天下一体”。如《尚书·立政篇》所谓“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诗经·小雅·北山》宣称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就典型地说明了中国文化对“天下”的这种认识。早期的世界各民族普遍把自己居住的地方看作是整个世界的中心，但是由这种“自我中心意识”发展为“普天之下”的理念,并由此产生独特的政治文化理念，如“大一统”意识等,则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

商朝时期,“天下”已经是一个相当完备的概念。商人将天下分为“四方”和“中央”两个部分，形成中国人“天下”观的基本要素。秦汉之后,夏、商、周三代松散的天下“共主”局面，为大一统的政治体制所取代,“天下”观逐渐贯彻到政治理念中。经过隋唐、宋、元、明、清各朝代,中国传统的“天下”观理念及其所形成的政治统治秩序日臻完善。这其中，儒家“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四海一家”等观念，道家“抱一为天下式”等主张，法家“为天下治天下”等观点，墨家“一同天下之义”等思想，莫不以治天下为对象来构建学说，为实现天下“太平”“大同”提供着思想支持。

中国人称理想的世界是天下“为公”与“大同”。在古人眼里，“天下”不只是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政治概念，很早就确立“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观念。如《吕氏春秋》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天下为公”的认知，成为中华文化天下观的重要基石。

关于“世界大同”，《礼记·礼运》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描绘了人类理想生活与秩序图景。

无论是“天下为公”，还是“世界大同”，都反映了中国人历来主张“天下一家”的深厚情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各国人民过得好。”古代的大同理想，在当今的最新表达就是“中国梦”“世界梦”；古代的协和万邦、万国咸宁、天下一家，在当今的最新表达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携手共圆世界梦。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结晶。

二、天下观的丰富内涵

中国文化中的“天下”观，是古人在修身观、家国观、诚信观、廉政观、民本观、和谐观等价值观基础上积淀而来的，有着丰富深刻的内涵。具体体现为：

修身导向是“天下”观的基石。内修方能外治。《大学》中讲的“行道于天下”，其关键就在人，一切从每个人身上开始，即内修，必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然后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着“平天下”的最高理想，历代士人往往“以天下为己任”。《中庸》中说，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顾炎武说：“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儒者士人讲的都是“平天下”的理想抱负。

古人云：“人可以一生不仕，但不可一日无德”。修身的首位要求是具备诚信、正直、善良的人品，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公平正直的人、宽厚善良的人。要正“人品”，没有好人品，很难秉公办事，更谈不上“在上位、不凌下，在下位、不援上”；要正“信念”，认识到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要坚持以德教化，用德育人，凭德立威，做德高望重的群众带头人，正如孔子所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所以说，严以修身，方能致远，这是“平天下”的首位标准。

家国情怀是“天下”观的纽带。《孟子》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从战国竹简《保训》、孔子的“诗礼庭训”，到诸葛亮的诫子格言、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司马光的《家范》、朱熹的《朱子家训》，以及《曾国藩家书》《梁启超家书》，再到《傅雷家书》，中国的齐家文化一直影响着后世子孙，向着“仁、义、礼、智、信”的道德高标准看齐。比如，作为子女，要讲“孝”，既要孝顺父母，同时还要兄弟友爱、夫妻和睦，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作为国家公民，对待国家应报之以“忠”，继承忠于国家民族的优良传统，要树立爱国意识，怀忧国之心，立报国之志，行为国之举；作为普通人，人情世故应报之以“和”。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追求身与心的和谐，培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胸怀，磨砺“不亢不卑，不骄不诌”的心境，等等。

可见，经过五千多年的文明积淀，尊老爱幼、贤妻良母、母慈子孝、妻贤夫安、相夫教子、兄友弟恭等优秀文化基因，已深植于中国人的心灵，已融入中国人的血脉，成为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的基石。“家是国之根本，治家方能治国”，所谓“道德传家，十代以上”。为此，钱穆有言：“中国文化传统精神，建本于一己，而直达于天下。只求一种人与人相处之道来融通解决人类间一切问题，而期求达于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大同太平的大理想。”

诚信意识是“天下”观的关键。中国古代将诚信视作天下伦理秩序的关键，一个人如果不讲诚信，就无法立足于社会。“诚”与“信”二者的关系紧密，核心意义都是“真”和“实”，皆包含“真实不欺”之义。实际上，中国古代“诚”与“信”是互通的，《说文解字》有言：“诚，信也”“信，诚也”。“诚信”一词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管子》里有“诚信者，天下之结也”。孔子也强调诚信对于立身做人的根本意义，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意思是一个人如果没有诚信，就不知道怎么做人；与朋友交往，必须诚实守信。概括起来讲，诚信就是真诚实在、信守承诺，强调诚信是人应该具备的基本道德准则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亚信峰会、APEC领导人会议、G20杭州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厦门金砖会晤、博鳌亚洲论坛及上合组织青岛峰会等系列主场外交活动轮番精彩上演，大量的外国朋友来中国做客，认识中国、爱上中国，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这正是中国人言必信、行必果的最佳馈赠。

廉政追求是“天下”观的信心。所谓廉政，就是从政不苟得，不妄取，不受不义之财。《礼记·曲礼上》：“临财毋苟得”。汉代刘向说：“义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包拯曾言：“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于谦诗言“清风两袖朝天去，不带江南一寸棉”“树坚不怕风吹动，节操棱棱还自持，冰霜历尽心不移”“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陈宏谋说：“亲民之官，以廉为基。”他强调“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在古人看来，廉者是为官之本、为政之要，“惟公则生明，惟廉则生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心存敬畏是为官之道，也是领导干部的安身立命之本。所以说，清清白白做人，堂堂正正做官，这是一种境界，一种操守，一种涵养，一种“平天下”的信心。时刻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才能把国家治理好。

民本思想是“天下”观的根本。《管子·霸言篇》言：“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这是关于“以人为本”的最早描述。翻开厚重的史册，从先秦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到秦汉的“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到唐朝的舟水之论、宋代的先天仁德，到明清的“民主君客”，再到近现代的“三民主义”，民本思想一脉相传、源远流长、深入人心。

东汉政论家王充有句名言：“知政失者在草野，知屋漏者在宇下。”其意思是，房屋是否漏雨，在屋檐下的人最清楚；政策的得失，老百姓最有发言权。所以说，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为民服务的理念，视人民群众为衣食父母，时时处处以人民群众利益为先，增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为民担当，增强“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但愿苍生俱保暖，不辞辛苦出山林”的为民情怀，接地气、察民情、解民忧、办实事，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行稳致远、基业长青，才能为世界各国提供权威的以民为本的中国方案。

和谐发展是“天下”观的目标。“和”是中华文化的一大基石，是古人关于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处之道。体现于社会，即是“和而不同”；体现于人际，即是“和为贵”。这些关于“和”的认知与感悟，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相互渗透，构成了中华民族“和”的文化体系，影响至深至远。

春秋以降，“华夷互化”，秦始皇统一中国后，36郡之内已大体无民族区分。魏晋以来儒、道、释融合，体现着中华文化极强的凝聚力。孟子指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提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董仲舒称:“德莫大于和……和者，天之功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和为贵”逐渐成为人们广泛运用于社会活动领域的重要准则。

到了现代，“和”在各个领域指导着我们的社会实践。它让我们明白，“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一国独大，只能走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道路。

三、天下观的时代价值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十分注重涵养天下观念、天下格局、天下气度，创造开放包容、胸怀天下的中华文化，致力于“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把全人类看成一个大家庭。老子强调“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梁启超称“我国先哲言政治，皆以‘天下’为对象，此百家所同也。‘天下’云者，即人类全体之谓……而不以一部分自画”。这样的“天下”观超越国家观，其视野、境界与气象自非寻常可比，决定着新时代我们解决国际问题的思维与方法，着眼的都不是对决征服，而是提供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

比如说，中国的“义利观”，强调“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主张“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方向发展”，体现的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的“公”的理念；提倡的“亲诚惠容”理念，强调“邻居间出了问题，不能光想着扎好自家篱笆，而应该去帮一把”，宣示“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彰显的是“亲仁善邻”“推己及人”的“仁”的理念；提倡的“合作共赢”理念，宣示“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提出“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等论断，蕴含的是“和实生物”“协和万邦”等“和”的理念。

特别是提倡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呼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等等。这些都来自于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体现，承接着中国古代的协和万邦、万国咸宁、天下一家、大同世界的理想，也来源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理性思考，体现出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古代国家交往原则和天下观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

孟子说：“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中国文化历来追求美美与共、计利当计天下利、“合作共赢”的外交目标。在这个互联互通的时代、资源共享的时代、优势互补的时代，合作才能提高，合作才能发展，合作才能共赢。谁都不可能独善其身，没有哪个国家能脱离相互依存而独自发展。只有通力合作，互惠互利，才能互利共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只有加强互利互惠合作交流，才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积极效应；光是自己发展还不够，还要大家共同发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可见，“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与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目标是一致的。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不同国家、民族的思想文化各有千秋，只有姹紫嫣红之别，而无高低优劣之分。进入新时代，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在今天的全球治理中，中国人这种“协和万邦”的“天下”观，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是相连相通、相互补充的，并正以独特的中国智慧为世界人民大发展、大繁荣提出了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为人类和平发展提供了新的方法、新的路径。

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不依附别人、更不掠夺别人，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

【王杰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